——一次虽胜犹败的索赔
我对日本人，有着一种不太理智的仇恨情结，我知道，这最初的根源，来自我那已经过世的老父亲。
老父亲抗战前毕业于一所挺有名气的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，虽然是教会学校，却并不强迫学生信教，父亲学的是商业专科，因为老师校长大都是美国人，四年下来，师生情谊深厚，英语也已经相当不错了，毕业后经人介绍，去到哈尔滨，做了一名商会专职的英文资料员。也算“白领”了，薪水不菲。正当踌躇满志，准备好好干一番事业时，9.18的炮声击碎了他所有的梦想，在“誓死不当亡国奴”的知识分子气节驱使下，从哈尔滨逃出，碾转万里，最终跑到西安，在西安亲身经历了日本飞机大轰炸的整个日程。终日面对血肉横飞惨象的悲愤和无奈，铸就了他对日本人的刻骨仇恨，以至于多少年后已经白发苍苍，还愤怒地撕碎了登载着“中日建交公报”的报纸。于是乎，在“老仇日派”的影响下，熏陶出了“小仇日派”，虽然成人后的我，自己感觉还是蛮理智的，可是，在这个问题上，总是理智不起来。
终于有了一次解恨的机会。
那是改革开放之初的1984年，经省厅组织，我们这些“国营单位”，排着队来到“日本机械展销会”，购买那些贵得离谱的日本设备，我当时管设备技术，向我们厂老书记建议：这三十万的设备，你给我十万，我给你照样做一台！老书记对我说：“你傻啊？这三十万是省厅白给的，你要十万从哪出啊？”当时企业是书记说了算，而且十万元不是个小数，没办法，买就买吧，心中别提有多憋气了！设备拉回了厂，按说可以由厂家负责来人安装调试，当时大部分同行对这如此金贵的“洋玩意儿”，也不敢乱动，老老实实在家等日本鬼子上门。
我从小好奇心就特别重，曾经把老爹的怀表拆成一摊废铜烂鉄，胆量极大，再说，我也见过这台设备运转时的情况，拉回来第二天，我就决定：开箱！自己亲自安装。老书记很信任我的能力，呵呵，这就代表党信任我，不怕，干！
其实这“洋玩意儿”也真没有太高的技术含量，何况还有详尽的说明书，尽管只有英文和日文，我还是看得明白。设备很顺利地安装好了，亲自检查了好几遍，正确无误，决定开机试运转。接通电源，设备平稳地运转开了，大家一片欢呼，我也挺高兴，背着手围着设备转了几圈，突然大吃一惊：设备上一个指示运转方向的标志，和实际运转方向正好相反！——立刻紧急停机！
在大家摒住呼吸的注视中，我又从头到尾检仔细查了一番，没有问题啊？而且设备运转也正常。那么这个运行方向箭头标志是怎么回事啊？琢磨了一会，我高兴得跳起来：啊哈！小鬼子贴错了！天知道一向自吹工作严谨的日本人这次短了哪根筋，这一批设备全部都犯了同样的错误——而且是一个如此低级的错误！
机会来了，我立刻拍照，准备好要求索赔的材料，上报省厅，只等着小鬼子上门签字画押了。过了好些天，两个日本人来了，他们是一接到省进出口公司的电传，立刻从东京直飞过来，下飞机后，马不停蹄地打车到了我厂。说来也巧，正值临近春节，厂里给职工分猪头年货，车间门口摆满了血淋淋的猪头，两个年轻的日本人可能一辈子也没有见过，先是吓了一大跳，然后饶有兴趣地站在那里研究起来，我看着他两个嬉皮笑脸的样子，脑子里竟然出现了幻觉：南京大屠杀中比赛的那两个鬼子不就是这样狞笑的吗？这么一想，血冲脑门，心想，反正这次索赔，是要放放你们的血了！
我请来一位会讲日语的朋友给当翻译，开始了平生第一次和日本人的较量。现场看到设备 ，日本人马上跑上去想把那个标志弄下来，我立即制止，并且告诉他，已经拍照并寄给省厅了。日本人很尴尬地退回来，连声道歉，说这是一个小疏忽，小误会，说是没想到我们自己安装起来了，意思就是如果他们来安装，会把标志改过来的。坐在谈判桌前，我把我们的理由用尽可能刻薄解恨的语气摆了出来，两个年轻的日本人低着头，脸上红一阵白一阵，支支吾吾没词了。我拿出早已经写好的“供词”——备忘录，让翻译用日文誊写了一份，让他们过目并签字。两个小鬼子读过以后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就是不签，我问他们，有什么不对吗？他们只是支支吾吾。就这样从中午一直“靠”到深夜。不签字别想吃饭，我也豁出去了，奉陪了！我当时心里真想老虎凳！当时是寒冬腊月，夜深了，办公室也很冷，我们都穿得比较多，可那两个日本人，只是西服外套里面一件羊毛衫，坐在冰凉的板凳上打哆嗦。他们原本计划是当天赶到威海，威海来接的两个人早就到了，坐在一边呲着牙偷笑，再没想到其中一位以后成了同学。最后，翻译笑着跟我说：这哪是备忘录啊，就是一份认罪书。他们两个要是签这么个东西回去，立马就得卷铺盖走人！实在没办法了，在翻译的通融下，重新斟酌了一下用词，劝说小鬼子签了字。这时已经半夜了，外面还下着雪，总得弄点饭给他们吃啊，而且还有两位威海的客人急等着拉他们回威海，想起楼下街面的饺子铺，吩咐办公室把饺子铺老板叫起来，捅开炉子，煮了一些水饺端上来。一看：我的天，也许饺子铺老板没有睡醒，干脆就是一盆馄饨，尝了一个，咸死人，再一看两个小日本，并排坐在沙发上，低着头吃，吃一口，偷偷对视一眼，那可怜兮兮的小样，现在想起来都想笑。那位后来成了同学的威海来客，在学校经常“揭发”我如何“虐待日本俘虏”，而他也如何被牵连“遭受虐待”等等。
后来日方对此的正式答复是“深深致歉”，但索赔不可能了——因为已经超出“合同索赔有效期”，并出具了省外贸公司的电传日期证据——省外贸哪个该死的家伙把我们的索赔报告一直压到过了期才发出！而日本人是接到传真第二天就来了，在这点，人家没过错。我们本来已经大获全胜了，因为这帮新卖国贼的原因——战果为零！
有朋友建议我们起诉省外贸，消息传到省厅，被斥之为“小题大做”，给钱的老板都不在乎，我们忙活的那份啊？只好不了了之。
而那个做成这笔几亿元大买卖的日本东京丸一商社代表白石昌夫——一个出生在沈阳的老鬼子，不光金票大大的，而且官升一级，后来到我们厂来，一幅春风得意不可一世的模样，那次，办公室竟然用我的杯子给他喝了水，我知道后，把那个杯子摔得粉碎，办公室那女孩吓哭了。
后来有一天，一位官居驻日办事处的朋友酒桌上替日本人开脱，说“老虎凳”本是中国人发明的，还说什么中国人杀中国人比日本人杀中国人要狠得多！引起了大家的“义愤”，被“批判”得哑口无声。静下心来想，这位朋友讲得不无道理，当初小日本侵略中国，如果没有那么多的汉奸帮忙，能险些灭亡了中国吗？而我们厂好不容易得到的一次索赔机会，如果没有“内奸”的阻挠，能这么“虽胜犹败”，毫无结果吗？
无奈！无奈！！真的无奈！！！怎么老是感觉好象有比小鬼子还可恨的人呢？
唉，不管怎么说，“虐待”了一次日本人，不过我们也陪着虐待了自己，而且还赔上了一盆烂饺子——这可不是我叫煮烂的啊！